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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话。”妈妈掐了一瓦西里的脸，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，“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，知吗？不准摆脸给菲利克看，他也不想生病的。”

“知了，妈妈。”

爸爸的汽车还没驶亚森沃，瓦西里就已经搬了菲利克的卧室，锁上门，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毯里接吻，庆祝两人的小谋顺利执行。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，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，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。

菲利克称公寓里有窃听，瓦西里不知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。诚然，克格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了大的蛛网，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。为了解决争执，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，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，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了唯一一个窃听，藏在木制衣柜的隙里。他们跑到台上，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，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的，认为是中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，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。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留在原，用衣服和被盖起来，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，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。

瓦西里在总森森的档案室里了三个多月无聊透的文书工作，几乎没留任何印象。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，堆积着、汗和压抑着的尖叫，夹杂着一大难将至的迫。房间变成了糟糟的营地，毯和枕扔在地上，他们就在这些柔的织之间纠缠，争相在对方上留抓痕和牙印。瓦西里喜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，一边往前腰，一边俯咬他的脖，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。菲利克息着叫他的名字，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，堵住他的嘴。

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，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。他和菲利克每天像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，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，却始终没有许任何诺言，更没有谈论接来怎么办。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，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“接来”。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，甜腻，充满气泡，用蜂和薄荷甜酒满他们的脑袋，但终究是幻象。